文憑拼博遊戲

昨天在報章上看見呂大樂的文章，從「獅子山下精神」至學位普及化的問題，筆者身同感受。

自從董先生於上任後提倡的全人教育及學位普及化的思想，香港教育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改革。各大學紛紛開辦修課式碩士課程，吸納不少已在職場打滾多年的人士（包括筆者）重拾書包。筆者大部分的朋友都在進修，超過七十巴仙是因提升個人競爭力。還記得朋友I說出重拾書包的無奈。她已在某大學工作多年，過著繁忙但快樂的工作生活。有一天，部門主管說可以多聘請一名文職同事以幫助處理日常辦公室工作。本來，這是一件好事，可以減輕工作負擔。可是，這才是無奈的開端。眾多應徵者，無一不是大學畢業生，更有從外地學成歸來的大學生，成績還不俗呢！朋友I說她感到威脅，她很害怕有一天她的下屬全是與她同等學歷的人，她害怕有一天自己將給人替代，於是立下決心走上進修之路。

這只是眾多故事的其中一個。學位普及化是好是壞仍未能作下定論，可是已經漸漸地改變了一眾年青職場人士的心態。進修再不是為了學知識，而是為了「保住飯碗」，這絕對是追求學問者的悲哀。

文憑拼博遊戲已經成為職場上不可缺少的項目。筆者可預見是持續進修人士將越來越多，呂教授所言的「滿街碩士生」的日子快將來臨。另一方面，筆者更預見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zation)將會越來越慢，都市人心理壓力將越來越重。最讓人擔心是求學問再不是單純的理想，而是與經濟掛鉤的產物。

也許，這是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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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2007年4月2日)

單向化的文憑拼搏遊戲
呂大樂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最近訪問一位中產家長時，她提出了一套甚有啟發的見解： 「我不清楚甚麼是『獅子山下精神』，也不瞭解何謂香港人的拼搏精神，但我相信問題並不在於有或無，也並不關於多了還是少了。我們的問題是：這個社會經過一段快速發展之後，環境、空間已經變得愈來愈狹窄，令人感覺不自在，侷促不安。」她還說： 「很多香港人一天到晚還在談『獅子山下』，講在過去只要努力奮鬥，每個人都有出頭的機會，其實是有兩種心態。一是懷舊，順便講講一代不如一代；二是講這番話的人內心焦慮，經過一番努力，但又未能見到成績，前路茫茫，唯有把事情理解為一個個人意志的問題，或者這樣心裡會好過一點。」她提出了一項假設： 「香港人還是很有拼搏精神，問題是個人的努力奮鬥都局限在一或兩種渠道，感覺是愈來愈擠迫，看不見出路。」她講了很多個人經驗和感想。

訪問當日，本地一份報章有此專題報道： 「進修增值『後遺症』，去年萬五畢業生，滿街碩士，多過大學生」。據該報道所展示的統計數字，2006 年於本地8 所大學畢業的本科生有20,140 人，碩士生15,035 人；2004-06年間，每年畢業之碩士生平均數為12,719。本科與碩士畢業生人數的差額，已由2004 年的8000 人左右降至2006 年的5000 多人。當然，上述統計乃粗略數字，未有將不同類型的碩士課程分開點算，但基本上已反應出受訪者的處境：34 歲、已婚、雙職家庭、育有一名4 歲的女兒、大學畢業後已先後完成三個進修課程。由於主題涉及教育，訪談中她也問我的狀况。我笑說：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已擁有兩個哲學碩士學位，曾經很驕傲地向朋友表示，若然成立一個雙碩士俱樂部，當選會長應該沒有甚麼難度，因為會員實在寥寥可數。」今天，情況完全不一樣，說「滿街碩士」（當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並不誇張。而這也就是受訪者反過來向我提出問題的原因：如果進修（工餘或甚至暫時放下工作）可以理解為「獅子山下精神」的一面或反映出該精神的其中一項指標，則我們有理由相信三十世代及更年青的香港人依然拼搏。他們的實際行動不是已經反映港人未失去鬥志嗎？拼搏的港人為甚麼還總是一天到晚在談「獅子山下精神」？

明顯地，進修本身並不能為那些依然拼搏的港人消除心理壓力。這是一個「文憑社會」的內在矛盾——教育普及，學歷普遍提升，只會令進入職場的門檻提高，造成社會流動機制的制度化，而這反過來又會令社會人士為了提高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增加對學歷的需求。在這個循環過程中，文憑、學歷會因為供應增加而快速貶值，而個人的進修增值行動在你追我趕的情況下，無論如何努力，仍不能避免會落後於形勢——即整體文憑的市價貶值比個人提升學歷水平的速度高。在眾多參與進修的學員當中，不少只為擴闊眼界、提升自我，但更多是為了提高在職場上的競爭能力或希望通過進修而轉上另一種事業發展的軌道。對於後者而言，進修增值成為了新的心理壓力的來源——在學歷競賽上，只有少數是贏家。

當然，文憑眨值乃「文憑社會」的普遍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學歷來身是一種「位置對比的物品」（positionalgood）——它所產生的效用不在乎個人擁有多少，而是由周邊其他人擁有多少所決定。學歷這回事沒有所謂擁有幾多才夠，而是要視乎競爭對手是否擁有更高或更受重視的學術背景。文憑競賽本身就是一次集體挫敗。香港特殊之處，是在文憑競賽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策略（於是當某種手段被視為「必殺技」時，大眾立即緊隨其後）和講求實際成效（亦由於經濟回報未如理想而大失所望）。港式「文憑社會」較其他社會更趨向於單一化——修讀以授課為主的碩士課程快速成為「潮流」是近期趨勢之一；而在近二十年裡，接受過商科訓練的成為了人口中的多數（據2006 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具中學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中，32.3%修讀商科課程，實際數目為439,085 人，較1996年的數字上升122.3%）。香港的情況是大量人士沿同一途徑，以同一種方式，朝著同一方向猛衝，結果造成「社會擁擠」（social congestion）。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不會快樂的「遊戲」。

回到受訪者的問題，面對這樣的一個競爭環境，她自覺需要為女兒早作準備，及早「武裝」起來，應付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淘汰賽。她為女兒選了樂器，正式開始在她身上作文化資本的投資。她也知道這種「資本」也一樣早已貶值（2004/05 年間在港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術科考試人數為72,670，較2000/01 年間的49,987 人上升45.4%），但作為一種工具，始終覺得要人有我有。無奈之後，繼續無奈。談談「獅子山下精神」，將問題轉移到個人意志之上，可能是深層焦慮的表現，多於對某種價值的追求。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者「獅子山下精神」之所以引來各種想像，是因為我們對「獅子山下」時代有美好回憶。我在「今天成為中產階級又如何」（《明報》2007 年1 月29 日）一文裡提過，市民在七、八十年代時感覺良好，不是因為殖民管治深得民心或人人成功，而是對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發展機會和路徑。雖不平坦，但各形各色，存在各種可能性。現在，過度的工具、策略性思維反而將整個社會變得單度向、平面。曾經較為多元化的香港社會，已逐漸變為獨沽一味。繼續這樣走下去，是出路？還是死胡同呢？

「香港人還是很有拼搏精神，問題是個人的努力奮鬥都局限在一或兩種渠道，感覺是愈來愈擠迫，看不見出路」